简介:恩斯特·布洛赫的报告:《马克思,直路,具体的乌托邦》不仅是一部关于马克思的纪念报告,也是一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这份报告中,布洛赫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哲学一政治思想的丰功伟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的哲学一政治思想中的某些“实质性缺陷”,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奴役性实践”,划清了前苏东“官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根据布洛赫的评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马克思哲学一政治思想中的个别结论已不再有效,但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异化理论”、“现实的人道主义理念”等依然有效。
简介:马克思对政治的分析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政治社会学分析是在对社会整体进行把握时,分析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分析社会政治生活、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及其历史;政治人类学分析重在探寻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去研究人们的社会管理、政治行为和政治组织;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对政治进行经济分析,剖析政治在总体上对生产的服务作用,揭示政治与经济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哲学分析是通过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从法理上探讨法的产生和作用;政治伦理学分析是研究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社会的道德准则、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的评价;阶级分析是在把生产关系、所有制同国家联系起来考察时,看到国家的阶级属性,看到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各社会阶级为着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在彼此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由此出发,从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着眼,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政治设计、政治理想及其实现途径。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举贤”是孔子人才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举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是周礼中原有的,而是奴隶制走向崩溃以后产生的新事物。齐桓公实行“三选法”可以看作是“举贤”制度的开端。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立场,接受了“举贤”的思想,因此主张“学而优则仕”,以“学而优”作为从政的条件,是对贵族世袭的挑战,尽管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并没有根本否定世袭制。“举贤”的实质是要求从平民特别是士阶层中选拔人才,所以孔子极力主张把教育对象向平民推广,提倡“有教无类”。王官六艺之学与平民结合,发展而为诸子百家。战国人才辈出,与“有教无类”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能独立思考的人才品质。他提出了十二字的人才教育纲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且智”是高标准。“学”与“思”结合是孔子教育方法论的核心。孔子讲的理想和道德,当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简介:<正>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出版后,蔡尚思发表了题为《不宜抬高孔子》(载《书林》1986年第1期。以下简称《不宜》)的书评。1987年1月27日,匡老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以下简称《如何》),主张对孔子评价要坚持“三分法”。随后,蔡老又发表了《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载《文汇报》1987年3月10日。以下简称《也谈》),提出了不同意见。拜读了二老的大作,深受教益。同时,也有不少疑问。我想,既谓“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那就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既“不宜抬高孔子”,也不宜贬低孔子。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向二老请教,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