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宪法适用是一个由全面否定到部分肯定的过程。考察司法和司法权，就会得出结论：宪法适用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引入的终身监禁制度,被认为是我国通过替代措施实现限制、废止死刑的试验性立法。作为不可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措施,终身监禁代表了死刑改革与民意变革的妥协,是替代死刑过程中最能满足刑罚的报应价值,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刑罚手段。因此,终身监禁具备刑罚正当性基础。在终身监禁未来适用与扩张的过程中,应当在影响司法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引导社会死刑民意的变革。终身监禁立法应当保持科学、理性,充分吸取社会治理中刑罚手段能力有限的域外教训,审慎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更好的发挥终身监禁限制、替代死刑的效果。

简介：本文作者主要通过对《合法性与正当性》引言部分的阅读,并参考其他著作,阐述了自己关于施米特对正当性与合法性区分的认识,并进一步解读了施米特对正当性与合法性区分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动机。

简介：刑法立法正当性依据在于获得民众情感的认同及内心的尊重,并普遍遵守之。为使刑法立法具有正当性根基,在刑法立法中应当坚持将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刑法立法应当将主文化群体作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主体,排除民意的不当干扰。另一方面,刑法立法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社会危害性的评判标准：首先,以适当性原则协调罪刑配置,防止出现轻罪配置重刑或者重罪配置轻刑的矛盾局面;其次,以必要性原则来限制刑法立法的前置化倾向,保证刑法的谦抑性特征;最后,以均衡性原则审视刑法的立法效益,对于新生事物的调整应慎重运用刑法规制。

简介：我国公诉案件变更程序缺乏有效的规则约束和制度规范,应当在明确公诉案件程序变更的理论基础是不告不理原则、控审职能分立、以审判为中心、诉审客体同一、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前提下,以刑事诉讼客体理论为指导,以必要性原则和限度原则为指引,规范和完善我国公诉案件程序变更的时限、主体、范围等,增设公诉变更程序的审查与救济机制,通过严格的程序限制来实现我国公诉案件程序变更制度的正当性。

简介：宪政即实行宪法的民主政治,是政治民主的发展趋势,宪政程序是宪政运行、体现宪政原则和精神的有效载体.我国宪政实践中在保持程序正当性的同时,仍然存在宪政程序的正当性缺失,完善宪政程序是我国当前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简介：正当性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存在和行为运作所依赖的重要资源，而组织的正当性建构也是两类主体需要共同回应的命题。通过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治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当性“互益”关系，这成为组织正当性建构的重要路径。这种正当性“互益”关系的机理在于，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并增进了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从而实现了对政府正当性的增益；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实现了政府向社会组织政治、行政、法律以及社会等多个维度正当性的赋权，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正当性的增益。同时，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正当性“互益”关系呈现为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格局，因此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合作是深化两者正当性“互益”关系的重要进路。

简介：无论是国际法规范和多数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是以网络服务商为代表的用户协议、服务条款和隐私权政策,均就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作了相关规定,将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已经成为一种理论上的通说和实践中的通行做法。然而就判断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而言,同意规定的实质是事先判断,即在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发生之前,如若信息处理者取得了信息主体的同意,则意味着其处理行为具有正当性。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规制原则应是防止滥用,而非严格保护,故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考察宜采用责任规则及事后判断的方式,同意不应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通过赋予信息主体删除权,并构建一种“宽进严出＋删除权”的个人信息保护策略,可以在合理保护信息主体权益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利用个人信息,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简介：我国农地所有权属制度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而农地所有权构造又是农地制度的核心。农地确权是保障和实现农民权益的前提。在我国社会原有的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瓦解,市场型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建构的过程中,长期以来奉行的“一刀切”的农地所有权属制度渐失正当性基础,原因在于它脱离了农地自然属性,与我国当下农村的实际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以边沁、罗尔斯的正义观提供的效率、自由以及马克思的公平正义观为考察工具,现行农地所有权属存在内在的制度缺陷。我国应建立土地权属分类所有创新机制,以充分激发土地资源和劳动主体的活力,实现农民对农地财产权利的公平享有。法治作为社会变革的引擎,在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权属机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当然,相关配套制度建立也是题中之义。

简介：政治正当性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西方的政治正当观都经历了从超越的天命向世俗的民意的嬗变过程。政治正当性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一为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其二为政治目标的正当性。正当的政治目标无非是一个“公”字，即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益。在前现代社会，公的解释是“背私为公”；现代社会，公与私的关系变为“合私为公”。虽然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正当观在西方人民主权论的影响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简介：既有的关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多是从制度层面展开的。近年来基层社会秩序随着各种制度性改革的推进而呈现出越来越乱的趋势，这表明不能仅从制度层面来思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通过对荆门农田水利中一些具体案例的考察，发现基层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在于农民对治理机制背后的抽象原则的认同缺失，由此而导致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缺乏一套能够支撑良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体系。正当性危机的概念能够为分析基层治理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简介：单纯认为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而赋予其撤回权的认识过于笼统,且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要赋予其效力如此强大的权利。法律完全可以通过确定责任较重的罚则来保护消费者,而无须挑战合同严守原则。因此,在民法语境下审视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实有必要。随着意思突袭与远程通讯手段的出现,消费者意思表示的形成已经受到了实质性影响,意思形成自由受到拘束。非充分意思表示才是撤回权可以冲破合同严守原则的根本原因。

简介：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9条的规定，若将其理解为授予了劳动者离职竞业限制协议撤销权，则属于作出合同法定生效要件的规定，违反了旺法法》等法律明确的合同法定生效要件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的规则；若将其解释为对当事人离职竞业限制协议“自劳动关系终止后生效”的约定生效条件的规范，则又与现行法律对附生效条件合同的有关规定相冲突。事实上，现行法已经能够实现对离职竞业限制协议的有效规范，上述规定既因与现行法相冲突而缺乏正当性，且因没有实际效用而不具有合理性。

简介：刑罚目的概念指国家制定、适用与执行刑罚所追求的客观效果,国内刑罚目的一元论、二元论以及一体论的解构皆未超出国外三类刑罚目的观暨报应论、预防论、并合论之界定的范围。刑罚目的观念界定关乎刑罚制定、适用与执行的决策样态,进而关乎公众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与方法,必须必须结合不断变化的时空、社会情势、刑罚目的法理,在较为可靠而合理的刑法基本立场上,在不同维度上对其作一合情合理的分析与界定。预防主义在刑罚运作层面不具有运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报应与预防的对立统一在于刑罚理念层面而不在于刑罚运作层面,公正报应是刑罚的可应用于刑事活动的目的,社会化的维持与良性发展是刑罚的根本目的。

简介：自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内容主要局限于支出方面,即通过举债来扩大公共支出,投资于基础设施等方面,通过扩大内需以带动经济增长.应该说,这种以扩大需求为导向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正面效应是主要的,但也不容否认,这种正面效应正在递减,作用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在积极财政政策既不能"急刹车",也暂时不宜"淡出"的形势下,对其内容必须作适当调整,即在以改善供给为导向的财政收入政策方面应该多做些文章.笔者认为,从当前的经济态势和长远的经济增长考虑问题,果断地推出结构性减税政策已经是时候了.

简介：我国刑法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为调整刑罚结构、构筑“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目前,我国刑罚配置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方面,亟需进一步优化。立法重刑主义、刑法渊源结构不科学、立法明确性不足等是影响刑罚合理配置的核心问题。合理化配刑需要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进行体系性努力,通过去重刑化,严密刑事法网;增设新法益,发展行政刑法,提升立法明确性,完善刑罚体系等措施,着力优化我国的刑罚配置。

简介：<正>一刑罚个别化原则,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都确认为是量刑的原则之一,而在我国似乎尚未被重视。其实不然。从我国的刑事法律和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原则早已被法律所承认,并为司法人员所运用。本文试图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理论和法律依据及其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谈点看法。所谓刑罚个别化原则,是指在裁量决定刑罚时,应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即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相适应。对那些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人判处较重的刑

简介：刑罚个别化是一种与保安处分相区别，以刑罚一般化为前提，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的刑罚理念，其理论根基在于“报应与刑罚个别化相统一”的刑罚目的说，我国法律应在统一说的基础上对其实事求是的进行评价。

简介：文章剖析了防卫意图的含义,并指出防卫意图在我国正当防卫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某些行为因不具有防卫意图或防卫意图不真实而不得成立正当防卫.

简介：费希特认为,在以保障法权、维护公共安全为最高目的的前提下,刑罚应当尽可能地促进国家、公民利益,刑罚首先应当基于强制法的要求坚持抗衡原则;当抗衡原则无法维护公共安全时,应当基于赎罪契约而坚持对罪犯实施矫正;只有当矫正依然无法维护公共安全时,才可以并且应当立即将罪犯驱逐出社会;在刑罚的全部阶段,都应当注重运用刑罚威慑其他公民不敢犯罪。费希特的刑罚目的理论强调刑罚的特殊预防,是以保障和促进自由为核心所构建起来的刑罚目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