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阿伦特在其《人的境况》中将人的实践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类型。劳动和工作分别是与人的生物性和世界性相关联的境况,而行动则是与人的独创性与多样性境况相关联的。她将行动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追求主体性自由的政治伦理,即体现在人的出生、创造和追求幸福的生命过程中的、主张各种权利的权利。行动理论中这种主体性自由能够克服人在劳动和工作境况中的生命贬值和工具化趋势,以人性尊严和主体性心境挑战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行动中的主体性自由不同于随心所欲的擅断行为,它能以人类本性中的良知和宽恕来矫正行动本身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预测性局限。人类行动作为追求自由的社会现象将遵循一种自觉与宽恕的原则,以便建构当今政治生活的道德生态。

简介：民法产生初期,建构体系的强制性规范既已存在。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体现国家管制的民法强制性规范日益增长。当前,民法体系性强制规范与管制性强制规范并存,以政治哲学的视角分析,其基本理念容纳着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并主张在个体主体性及价值优位的基础上,在保护个体权利自由的目标下,重视社会因素的制约作用,赞同国家的适当干预,衡平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通过政治哲学分析,强制性规范的精神观念、价值基础得以进一步明确,从而为克服我国民法强制性规范立法、司法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有助于我国未来编纂的民法典规范配置合理,体系结构完善。

简介：人们往往在经验层面上将司法不公归因于法官自由裁量,而法官能够自由裁量被认为是立法不完善的必然结果。在哈特的法律推理理论中也能发现类似逻辑。该理论认为,法律作为规则体像语言一样存在开放结构,开放结构限制了法律的适用范围,这导致在特定案件中,法律必然出现空白地带,因此只能依靠法官自由裁量。实际上,规则的开放结构与法官自由裁量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规则出现开放结构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官自由裁量。就哈特的法律理论而言,自由裁量问题的实质在于承认规则的不确定性。哈特之后的法律实证主义即便将法律概念的范围扩大,不再认为法律仅仅包括规则,依然无法证明法律的开放结构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简介：作为由中国主导起草的第一个国际性反腐败文件,《北京反腐败宣言》彰显了我国反腐败和追逃追赃的决心。《北京反腐败宣言》的出台对突破长期制约我国境外追逃追赃的法律瓶颈、信息瓶颈和手段瓶颈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加快双边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的签署,倒逼我国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利于境外追逃追赃的信息平台建设和境内防逃的制度建设和追逃追赃手段的灵活化和多样化。

简介：一、人民币现金国际流通的现实状况[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2014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比上年增长7．4％。[2]按照实际汇率换算为10．4万亿美元，美国为17．4万亿美元，日本为4．8万亿美元，德国为3．8万亿美元，法国为2．9万亿美元。

简介：信息化、大数据、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中国国际法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需要国际法治,中国学者应尽快通过践行问题导向、坚持中国立场、运用法理表达、注重实证分析来创新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制度。

简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经过理性选择和契约规定而形成的治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理性规制。在这样的法治背景下，依然包含着基于德性的身份。法治需要理性规制意义上的契约，更需要建设基于德性认同意义上的“契约式身份”，而不能仅仅按照“从身份到契约”的既有路径以契约取代身份。“契约式身份”可以为法治提供区分、名分和本分，它们与通过契约建立的“绝对一真实身份”和“相对一虚假身份”有关，也与德性有关。

简介：一、人民币结算的一般理论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首经阶段和重要内容。发展人民币结算既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我国人民币结算自2009年跨境贸易试点开始，人民币结算业务在循序渐进地推进，逐步过渡到资本项下的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并从机构结算发展到个人跨境人民币结算。

简介：法治的观念来自于这样的政治理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法律制度是充分自主并且至高无上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权威标准是（且仅仅是）法律。然而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法律是充分自主并且高高在上的，它的规范性来源又是什么？法律是人为创造的，法律本身无法独立于那个创造法律的意志，并且进一步，它也不应该高于这个意志。众所周知，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法哲学界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分野。

简介：一在中国百年共和的宪政史上,民国最初十年间的国会制宪与议会政治实践是极具象征意义而同时又被有意无意化约处理的。其象征意义在于,民初十年,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存续期间(1913—1925年)是赓续晚清以“开国会”为标榜的立宪运动以来,以“主权在民”[1]为政治合法性叙事的制度化尝试,同时亦是因其议会政治失败而下启国民革命与党国体制的内因,故而,在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此一历史阶段与制度建构便成为“议会政治不适合中国”之注脚;而其被有意无意化约处理之原因,则大致在于适应后来革命叙事之需要,尤其是此一阶段与北洋军事集团政府统治相重叠,以阶级立场标示进步反动,进而以后世框架重塑历史,有意无意乃至蓄意无视其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而呈现为缺乏内在逻辑与联系的制度遗迹,无法予人以启示。

简介：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将司法系统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倾向于法院能够积极地扮演推动社会转型的角色。司法建议制度在核心功能、制度前设、生效机制、实施动力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制度设计者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建议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佳。让司法建议制度更有生命力，需要将制度基础建立在自治型司法理念上，强化司法建议权的公共政策形成权属性，由审判委员会承担起制作司法建议的主要职责，淡化考核机制对司法建议的激励作用。

简介：公安机关是逮捕制度的主要适用机关之一,而适用条件和证明标准是公安机关在适用逮捕制度时首要面临的两大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对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和相关证据规则进行重大调整的同时,对逮捕的适用条件进行了大幅修改。由于传统的办案思路、对刑事政策的曲解、旧有实体法理论的影响等原因,使公安机关在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提请批捕工作面临诸多压力。公安机关应当坚持法治信仰,树立程序意识,准确把握法条原意,构建科学的提请批捕证明体系,以保证对逮捕制度的合法准确适用。警法学界也应当适当改造传统实体法理论,使公安刑事办案走向法治导向的正途。

简介：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国企业正在掀起一阵海外投资的新浪潮。随着这一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中国企业在拥抱“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巨大机遇的同时，海外投资并非进行得一帆风顺。由于政府中层设计和实操措施尚待完善、中介机构暂未能及时跟进做好服务、加之不少海外投资企业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往往以国内投资的思维来进行海外投资、有些海外投资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缺乏跨国经营人才等原因，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诸多潜在的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针对这些风险，行业协会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和企业，充分发挥协调、带动和帮扶作用：及时帮助企业调整投资布局；加强海外投资信息发布工作；强化协调规划，做好自我管理；做好人才培训服务．Y-作；选准项目，重点出击，集团作战。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行业协会通过采取这些有效措施，将对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投资风险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