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国两制”对原有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总结当代实践经验，提炼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具有建设意义的理论。本文试图为宏观理解香港政治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对峙是香港政治精神构造的根本特征，是理解香港政治的关键。本文所说的对峙不仅仅指对峙的现象，还包括对峙的结构；既指向恶性对峙的现象，也涵盖合法的和正常的对峙现象。“一国两制”是大智慧，两制对峙给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内含若干二律背反，造成香港管治很多难题。香港内部政治的活力源于对峙的精神结构，然而，香港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和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危机也恰恰依托于对峙的精神结构。在对峙结构中，我们不必奢求那种融为一体、亲密无间的和谐，在维持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前提下但求异质之合作。港人要珍惜“一国两制”之大福，不要滥用对峙结构、滥用“说不”的自由和权力。

简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制定出严厉的法律来反对、打击盗贼。中国古代把叛逆行为归于“盗贼”，盗贼律在立法上被提到重要地位并在制度上从严惩处，尤其是“谋危社稷”中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历来是“盗贼”罪的打击重点。从春秋战国时期《法经》对盗贼罪的规定到秦汉时期的“大逆不道”，从北齐时期的“重罪十条”到隋唐时期的“十恶”之条，直至宋代的《盗贼重法》，表明盗贼罪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意义逐渐强化。盗和贼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仅仅单指一个刑事罪名，而是有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政治需要。考察古代中国盗贼罪的政治意义，对当今刑法建设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简介：从实证政治角度考察我国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更加具有实践针对性与理论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基于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政治考量实行主动的立法分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利用其政治符号权威与现实资源实现稳健的立法充权以及国务院及其部委借助行政权力回应改革需要的有效性优势达致迅速的立法扩权,这构成了立法权力的分化转移,引发了立法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立法模式转向“场域—竞合”模式。现行立法模式存在的正当性危机、科学性缺陷、规范性困境需要以民主化、理性化、法治化原则予以重塑,立法模式的民主化变革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简介：引子:命丧黄泉1932年9月3日下午,张宗昌与前来送别的人群在济南火车站寒暄作别。此前,失势的军阀张宗昌曾因恶行昭昭被国民政府通缉,辗转回国后,张对重新掌权仍心存幻想。此行来鲁,正是为与鲁省主席、昔日结拜兄弟韩复榘“共谋大事”。临行时,张宗昌所倚靠的军阀张学良曾以此行凶险为由,劝其打消东山再起之念。张宗昌却很自信,权力的诱惑使他寄希望于曾有交情的韩复榘,何况前者不日前还向他发出收拾河山的遨请。

简介：一、前言关于唐律"化外人"条学界有不少相关论文,较早专门研究该问题的论文是苏钦老师的《唐明律"化外人"条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一文。此后,相关论文大量出现,主要有王义康老师的《唐代的化内与化外》,沈娟老师的《中国区际冲突法历史研究》等。以上三篇论文基本代表了目前对于唐律"化外人"条的主要观点。

简介：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三地人、财、物等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加速,区域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积极顺应区域协同发展的大局,共同打击妨碍协同发展的各类犯罪活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特别是三地睦邻检察院,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深化区域检务协作,探索符合区域一体化定位和要求的检察服务保障工作路径,努力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赢的检务协作新机制,充分发挥与拓展检察职能,为区域经济社会营造有利的法治环境,更好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

简介：近年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非法制售普通发票犯罪持续高发,特别是＂营改增＂税改政策全面推进以来,诱发税收犯罪的因素相应增加,发票犯罪形势更为严峻,公安税侦部门急需深刻认识形势,科学分析发票犯罪的新特点,认真总结近年来打击涉税犯罪的实战经验和成果,全面梳理情报分析研判在案件发现、线索梳理、犯罪事实查证、犯罪嫌疑人及犯罪网络查证等各个环节的运用方法,探索情报主导下的发票犯罪侦查新思路,全面提升预警和打击防范能力。

简介：家事事件与一般民事案件相比,在审判理念、程序上有很多特殊规则,而这些特殊规则才是家事理论研究的着眼点与家事审判改革的着力点。家事审判中的特殊规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强制调解规则、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核心的全面解决主义以及家事审判机构、审判人员的专门化发展方向。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应当是针对家事审判中的新变化与新问题,分析和提炼家事审判中的新理论与新规则,从而为我国家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与探索提供更多理论基础、域外经验与程序保障。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这一范畴中所对应的各种意思表示瑕疵类型,各有其特殊性,不应该设立统一的法律规则。中国法上如果针对意思表示错误（重大误解）的规范模式,更多地采取意思主义的进路,就应该限制相关撤销权的存续期间,要求表意人立即撤销其意思表示。如果立法层面上给予撤销权的行使以特定的除斥期间,相关期限也不宜过长,并且其起算点应该采取客观标准,从意思表示作出之日起开始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