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既有民间集资刑法规制方案存在固有缺陷,且以狭义教义解释立场展开,缺乏实质进路,在重构解释立场与方法时,不能走狭义教义解释的路径。一方面,应将谦抑性的适用还原于构成要件的解释当中;另一方面,在开放的教义解释立场上,应结合金融刑事政策的衡平作用,不能逾越'从法条中来,到法条中去'的理念。在司法适用上应坚持'投资性'与'资质保护性'的教义规则,站在保护出资人的视角合理进行'风险分配'。

简介：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5]74号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档案管理办法》财会[2016]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资[2015]90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8号》财会[2015]2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退(免)税事中事后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公告

简介：案例背景案例一2015年11月30日,余某甲的妻子张某在某妇幼保健院通过剖宫产分娩出一名男婴,取名余某某。同年12月3日上午,余某某在医院死亡。闻此消息后,余某甲、余某丙（系余某甲弟弟）、余某乙（系余某甲叔叔）、陈某甲（系余某甲舅舅）以医院对男婴的死亡负有责任,院方领导未出面给予说法,医生、护士未道歉为由在妇幼保健院闹事,打砸儿科医生办公室、院长和副院长办公室、护士站以及一楼大厅内物品，并大声叫嚷。

简介：通过民事手段规制“流量劫持”行为，可以保护用户自主使用权和市场正常经营秩序。“流量劫持”严重破坏网络安全，应当入罪处罚，可能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破坏生产经营罪。提供“流量劫持”技术或帮助实施“流量劫持”也涉嫌构成犯罪。“流量劫持”兼具非法控制和破坏行为的属性，导致罪名之间出现竞合。对此，应当通过立法扩大法益范围与优化行为类型加以化解，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制度可以辅助解决。

简介：1、《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4月1日，财政部制定下发《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的通知》（财行[2016]71号），将差旅住宿费标准细化到地市，并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根据《明细表》的有关规定，调整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部级干部住宿费标准、7个城市司局级干部住宿费标准和33个城市处级及以下干部住宿费标准；如北京市部级、司局级、处级及以下干部的相应标准分别调整为：1100元、650元、500元。

简介：广告作为连接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中介,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广告市场上虚假广告的存在及泛滥,既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社会需要制定法律法规来对虚假广告进行约束.如何有效地设置规制措施在治理虚假广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虚假广告法律规制体系,但还存在着法律规制体系不协调、虚假广告认定标准需要细化、信息规制措施缺乏的问题,只有进一步完善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治理虚假广告.

简介：网络交易信用炒作行为在法律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对消费者的欺诈侵权,对网络交易平台的违约和对正常网络交易主体的不正当竞争,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目前尚不能用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规制。通过修改完善前置性法律,颁布司法解释或修订刑法的方式将信用炒作行为作为新的违法类型纳入刑法评价范围是理想的规制路径。

简介：近两年行政垄断案件突然频发；新《反垄断法》修订工作中行政垄断是当中重点之一;有学者对行政垄断的范围提出质疑。2015年生效的新《行政诉讼法》将“抽象性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抽象性行政垄断也因此进入司法审查的视野。但目前我国行政垄断法律责任规定中仍存在诸多问题：追责主体和权限设计不合理、抽象性行政垄断行为未全部纳入司法审查，以及行政垄断受害人没有获得赔偿的救济途径等。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行政垄断及其反垄断法规制。

简介：信誉是商家的经营之本,然而在网购市场繁荣的当下,评价商家信誉度的指标本身却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严重的炒信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财产权以及网络交易平台的交易秩序,已具备刑事可罚性,因而有必要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网络商品经营者、有关服务经营者与炒信行为人可构成诈骗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炒信平台提供者可成立诈骗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帮助犯,情节严重的,其自身还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简介：随着“网约车”的兴起，“刷单”行为也逐渐出现，对个人法益与社会公共法益产生巨大危害。对于“虚构交易”的理解，不能局限于订单或乘车人的不真实。只行为人获取补贴，而第三方交易平台在高峰时期给予司机补贴的目的没有实现，就可以认定虚构交易。欺骗的方式可以包括举动与不作为，通过刷单取得补贴的行为本身符合诈骗罪的件。刷单行为不仅造成第三方交易平台的损失，其所造成的繁荣假象对公共法益也具有损害。因而即使第三方交易平台默许，行为人仍然成立诈骗罪或虚假广告罪。刷单本身是违约行为，成立犯罪需结合刑法的谦抑性来考察。

简介：特许经营基于特许人与被特许人间协议而开展,可能涉及独家销售、价格限制、搭售、知识产权回授等行为。美国对特许经营限制竞争的规制由哈佛学派本身违法向芝加哥学派合理性原则转变;欧盟则采用专门立法方式明确反垄断法对特许经营的适用情况。然而反观我国,现存状态下并无专门调整特许经营的反垄断立法,只是将其纳入《反垄断法》纵向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范畴之中。我国在审理特许经营案件中应坚持合理性原则,并细致完善专项立法。

简介：我国目前没有激愤犯罪的相关立法，故司法实践中仅将其作为酌定情节，产生了立法、司法、理论在该问题上的恶性循环。激愤犯罪的发生机理是：刺激一激愤一犯罪，其诱因范围限于非法刺激。激愤强度为忍无可忍，足以使行为人自我控制能力丧失或严重削弱。激愤失控与实施犯罪之间不存在冷静期。其犯罪对象以诱因施予者为原则，伤及无辜为例外。其罪种范围特定限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由于行为人控制能力减弱且主观恶性较小，加之被动的犯罪动机，呈现犯罪由外因主导而内因次弱的状态，依刑罚目的之并合主义无需重刑。激愤犯罪的立法进路是：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后增设第三款。

简介：世界各国针对食品安全犯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即使在食品安全制度相对健全的发达国家,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世界各国都加大了打击力度。我国应树立食品消费者至上的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理念,借鉴执行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规章制度,优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最终建立起完善的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简介：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党建工作在各党校当中已经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基层党建的工作是一个单位快速发展的核心部分。因此，加强基层建设是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而基层建设的核心是党建工作，只要做好了这项工作就抓住了基层建设的根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单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基层党建工作的优势作用越发的显现，在新的挑战和任务面前，必须及时了解基层党建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坚持落实法规制度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

简介：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当下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之一，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应对该问题的关键所在，因而碳交易作为可以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瞩目。碳交易这个新兴概念需要首先从理论上清晰定义，其引入我国之后，要在分析我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完善我国的碳交易立法缺漏，

简介：股权众筹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典型业态，开辟了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但由于其面向大众投资者公开出售股权募集资金，除了会受到现有证券法律制约外，还可能面临着非法集资等刑事法律风险。笔者从行政监管需求和刑事风险两个层面对股权众筹进行剖析，并将其置于我国近年来民间融资规制和打击非法集资实践的大背景下，梳理了股权众筹可能触及的行政监管红线和刑法罪名，指出事后刑事追责无法取得有效规制效果，需明确股权众筹的法律地位、完善监管规则，加强事前、事中监管，以推动股权众筹的健康发展。

简介：代孕,无论在生命伦理学界还是在生命法学界都引发了巨大争论。在代孕应否合法化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应合法化说＂与＂不应合法化说＂两种针锋相对的学说,这两种学说都基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相应的论据。立足于伦理与法律关系的角度,伦理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对于代孕的定位应取决于伦理对于代孕的定性。而在伦理上,代孕是一种违背人类天性的不合理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应当予以禁止。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孕规制立法来看,代孕应当为立法谨慎规制。当前,我国对代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规制模式,但在具体制度设置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简介：随着我国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侵犯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日益增多，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社会危害性严重。目前现行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制对象仅限于注册商品商标，这说明刑法在注册商标的保护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商品商标与服务商标无论是从其本质特征还是价值属性及其法律地位上都具有相似性特征，在刑法上理应予以同等保护。具体而言，通过刑法解释或立法途径将“注册服务商标”纳入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中的“注册商标”规制范畴。

简介：摘要工程安全关乎一个国家民生问题，如何确保工程质量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对于危害性极大严重偷工减料的行为，刑法应该给予严厉打击。同时对工程偷工减料行为，其他法律也应该做出积极完善，来配合刑法一起扼杀对工程大肆偷工减料的行为。本文从建设工程中的偷工减料行为、刑法上的偷工减料行为、刑事政策下的定罪考量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简介：如今人工智能迅速崛起,算法扮演重要角色。算法可以有效调配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算法在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促进交易速度的同时,将增加共谋的可能性。企业通过算法可不以协议的形式更方便地达成共谋,如自动发出价格信号、自动执行相同的定价策略以及监督与相同的定价策略相偏离的背离者等。算法共谋不会改变认定共谋的核心要素,且算法可以作为执行合意的工具,因此,对算法共谋的认定需在个案中依据市场环境来完成,特别是找到企业之间存在合意或相互依赖性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