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在大卫像与大理石以及心与身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点不是陷入同一论，就是沦落为某种形式的二元论。物质构成范畴作为一种“非同一的统一”关系，有望走出一条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路线。一方面，根据模态论证，被构成的事物不是必然地同一于构成它的事物，在被构成的事物的本质上，构成观坚持了外在主义。另一方面，具有构成关系的两个事物，通过“双向”借入或派生，能够彼此共享模态属性以外的绝大部分属性，故不是二元分离而是相互统一的。物质构成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畴有重要的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意义。

简介：不久以前,在中国刚刚崛起的时候,许多人谈论的是中国应当如何设法让世界接纳并＂以一个负责任的政权＂融合在当今世界秩序里。然而,仅仅几十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现在人们已经在谈论,中国如何在创建新的世界秩序里扮演积极的乃至领导的角色。

简介：建立＂真正的和普遍的存在论＂之先验现象学是胡塞尔的毕生追求。在其现象学的视域内存在着一种存在论的构想,这种构想通过形式存在论得到了最佳的体现和实施。不过,胡塞尔是否真正建立起了存在论与现象学之间的关联？他的形式存在论又具有怎样的特征,能否经得起真正的检验？虽然胡塞尔的存在论自成一体,但若以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来透视,胡塞尔的存在论在＂形式的普遍性＂和现象学的＂还原＂方法上便显露出了不足。胡塞尔之后,现象学试图建立一种没有自我的存在学说,并且总是在不断扩展现象学的可能性。现象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可能性超越了现实性＂。

简介：＂古今之争＂在传统中国儒家观念中是指三代与其后的时代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在古今优劣问题上,王船山作为一名仍属于宋明道学范畴的儒者,固然承继北宋以来＂回向三代＂的传统,但又有创见,认为三代以后也有践行＂仁义之道＂者,如汉光武帝、唐太祖、宋太祖。其次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在如何效法三代的问题上,船山认为后世效法三代正确的做法是效法三代先王之德和先王之道,而不是因时而设的三代之法（政）。可以说,王船山在古今问题上的思考方式对当代思考传统与现代之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简介：

简介：维柯的新科学旨在探索关于“人类的形而上学”，让历史真正获得哲学和科学的荣誉，揭示出人类事务的普遍价值和永恒理想，为历史的真理性进行辩护。在维柯的新科学中，历史科学的可能性，历史的确定性或现实与真理性或理想，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人性基础等诸多问题都获得了深入的探讨。也正是在维柯那里，历史作为科学和哲学的对象，真正上升到了人性的形而上学高度，获得了科学、哲学乃至神学的合理性辩护。

简介：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将为社会带来彻底转变,大众生活的不同层面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大数据亦同时在挑战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等固有道德概念的适用性,并为社会带来新的道德争议。由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所产生的＂互联状态＂（theconditionofinterconnectedness）及其可能对道德责任带来的根本转化（fundamentaltransformation）是未来大数据伦理的重点;如＂个人决定＂及＂知情同意＂这两种行为,它们在大数据技术时代从＂涉己行为＂（selfregardingacts）转化成＂涉他行为＂（other-regardingacts）,这一转变使它们成为一种新道德责任。

简介：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不仅表现在它的具体理论观点与旧哲学迥然有别，而且首先表现在它的哲学观与旧哲学根本不同。它改变了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首先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才有可能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

简介：我们试图对康德以来的普遍历史观念稍作评论。这种反思的前提是从普遍历史的过去视角以及在实践上规划好的未来的视角看来的对全球性现状的思考，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是试图通过指出可怕的后果或者任何其他方式。为人类恐怖的非人道行为的历史记录进行辩护。首先通过对发展的思想中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死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历史哲学作一些反思：其次，对历史哲学中的“进步的辩证法”及其后关于社会变革的一般理论提出某些思考，并对“进步”的成本和收益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最后，从上述的批判历史反思的视角来对全球现代性的当代话语稍作评论。

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以＂公共善＂创造出辉煌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国家日渐分离的市民社会将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拓展为包含以公共善为旨归的政治品格和以个体善为旨归的公共美德两个维度,阿伦特与哈贝马斯试图在交往视域中整合这两个维度来构建当代公民精神。交往视域的开启为社会公民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新视角,个体善和公共善在日渐成熟的社会中趋向融合。

简介：

简介：对《哲学分析》论坛“科技时代怎样看待科学”有关质疑的回应从下述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何谓另类科学哲学？“另类”的关键词是什么？第二，“审度”与“辩护”、“批判（解构）”有何不同？第三，何谓科学文化？为什么要文化科学？

简介：二战以来，发展观经历多次嬗变，从发展客体论经济发展主体论、主—客钵相关论转向全球多极主体交往论，展开了一个复杂变化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发展观全球化转向的清晰轨迹。本文认为，二战以来国外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在分析范式上表现为发展观的全球化转向和思维方式上的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简介：实在论和各种牌号的反实在论——如唯心论、唯名论、工具主义、相对主义、非实在主义——之间争论的关键问题是：世界、真理、共相这些东西怎么可能一方面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另一方面却又能够为我们所知晓。争论聚焦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到底有多少是来自世界的，又有多少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如何在发现与建构之间画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天真实在论注重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整合，以及独立性与认知可通达性之间的平衡，恰好占据了严格的实在论与松散的相对主义之间可供立足的中间地带。

简介：借助索萨（Sosa）关于信念的实施模型,我们提供了法律情形中的优异判断的一个模型。在提供模型的过程中,当代认识论文献对法律,尤其是对法律情形中优异判断的相关性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好的审判取决于证据的合适处理,还是实体判决如何构成,二者是不同的。分别由法官和陪审团做出的适切判决之不同也需要讨论。

简介：一、从“思潮”到“观念”吴晓番、胡岩问（以下简称“问”）：2011年底，您的新著《平等观念史论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上海书评》、《社会科学报》、《哲学分析》、FrontiersofPhilosophyinChina、《探索与争鸣》、《文汇读书周报》等分别发表了相关书评或进行了专题讨论。2011年《上海书评》的访谈，主要谈的是现代平等观念之实相，包括平等观念在中国如何实现古今之变。今天我们想请您就观念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方法论再深入谈一谈。我们知道，您把观念史研究视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重要部分，并且一直比较重视方法论的探讨。而在《平等观念史论略》一书中，您则对自己在观念史研究的方法作了一些阐释。能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您从事观念史研究的大致历程？

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胡塞尔关于“原初生活世界”的分析可以依动态构造法则和静态内容而做区分。在他那里，就作为内容面向的生活世界而言．有关历史的先天和历史目的论的现象学分析构成其主要内容。但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没有同等公正地对待历史和哲学。利科关于记忆、遗忘和虚构想象的研究可以被看作对内容面向的生活世界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它们分别揭示了人类记忆的历史处境、遗忘的存在处境和想象的“彼在”存在论。据此，生活世界的内容可被刻画为作为记忆（遗忘）和希望（失望）的生活世界。对这一人类存在论基础内容的关注是哲学家的使命，依此关怀，哲学家能够在伦理和政治的现实层面给予人们振聋发聩的提醒。

简介：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