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0年末,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随后,各基层法院陆续试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然笔者认为,对构建这一程序的各种正当性依据有必要进行重新检视,因为很多论据不仅与简易程序缺乏必然关联,而且忽视了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将简易程序的选择权交给当事人,是预防这种风险的必要途径。

简介：<正>目前,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某些二审法院对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的案件,根据民诉法第184条规定,有时以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一审法院重新审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首先从二审和二审法院再审目的和实现途径看,二审法院再审时裁定发回重审达不到自我监督的目的。虽然二审与再审的目的都在于保证法院裁判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使有错误的裁判得到纠正,以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但二者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不同。二审程序是上级法院通过上诉程序对

简介：我国审查逮捕程序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错捕和不当逮捕比例过高，这主要是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对逮捕的全部条件承担证明责任和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客体化造成的。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将其交给法院行使，并不能达成以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控制逮捕的目标。我们应当以树立检察官在审查逮捕程序中的裁判者角色为核心，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强化对逮捕全部条件的审查，改进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工作机制，创造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推行不捕理由双重说明机制，进而强化侦查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以实现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化，达到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并为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纵深改革创造条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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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我国现行立法仅对优先购买权所适用的法律关系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其法律性质、法律效力、适用条件、实现方式、行使期限、侵权救济等未作明确规定。应在法理分析的基础上,对优先购买权在民事执行逐环节上的法律适用和法律救济给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

简介：聂树斌案具有我国刑事冤错案件成因的共性,即公安机关违法获取虚假的认罪供述,进而编造所谓有罪证据,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仅进行形式化的审查与审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接力协作,法定制约关系下的层层把关沦为关关失守,可谓共同铸成冤错。为了预防冤错发生,需要废除分工负责关系原则,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聂树斌虽获改判无罪,但该案的申诉审查、申诉复查、再审程序均值得检讨。已决案件因发现新证据而出现重大疑点时,如权利人提出申诉,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为了有效纠正冤错案件,应当完善申诉制度,发挥再审程序的救济功能,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责无旁贷,应承担起最高的法律责任。

简介：为了发挥法院诉前证据保全所具有的保全证据、确定事实关系、促成裁判外纷争解决以及促进将来诉讼和集中化审理的功能,我国将来《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改变传统自提起诉讼始为纷争解决的思想,借鉴德国独立证据调查程序制度,通过完善相应的证据保全类型、适用要件、实施程序以及认可诉前保全过程中与解纷相关事项协议的效力等制度,对我国诉前证据保全制度进行功能性改造,凸显其独立的程序价值。

简介：监察调查本质上是刑事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没有改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监察法》是一部具有复合性质的法律,其中调整对职务犯罪监察程序的内容具有刑事诉讼法性质,与《刑事诉讼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立案管辖、监察调查以及案件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是两法适用中的三大程序衔接问题。监察委的管辖范围与刑法、刑诉法意义上的“职务犯罪”范围不同,应通过列举具体罪名的方式明确其管辖权限;在并案管辖问题上,应避免监察委管辖权的不当扩张,以防止相关参与人的诉讼权利遭到克减。在调查过程中,留置是监察委唯一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律师参与权既然无法律明确禁止则不应无故限制;在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上,监察委应遵循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具体要求;其在调查过程中的行为合法性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检察院对强制措施的审查工作应在移送前完成,并在移送时执行相关决定;在退回补充调查过程中,监察委应以《刑事诉讼法》为行为依据,不得重复留置;检察机关应依照事实和法律进行审查起诉,克服对不起诉的畏难情绪,对未达到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简介：法国公诉替代程序是司法实务部门为应对法庭堵塞、效率低下而创设的刑事应对机制，包括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赔偿受害人损失等一系列替代措施。从司法数据看，公诉替代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但也存在诸多隐忧，包括体系混乱、衔接无序、刑事处罚司法化、鼓励认罪以及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法国公诉替代程序的演变蕴涵了近年来欧洲“自然演进型”的司法改革观，这是对传统“理性建构”的有益补充，值得关注。

简介：＂僵尸企业＂的大量存续无疑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我国《企业破产法》为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提供了制度安排,对于已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和营运价值的＂僵尸企业＂,及时进行破产清算;而对于仍然有营运价值和市场需求的危困企业,通过破产程序中的重整,和解制度实施挽救使企业重生。在破产程序中,企业因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引起的商事登记变更与注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理论和实务界,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商事登记变更与注销难问题,在分析相关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以期更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简介：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特别程序一章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但该程序在修改过程中和新法颁布后都引起了一些质疑，其中最大的疑问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其财产即被没收是否有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基本原则。回应上述疑问的关键在于从法理层面厘清概念、归纳特点并界定性质，这样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和适用该程序。

简介：一、基本案情从1998年到2000年,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多份合同,建立起业务关系。乙公司向甲公司购买鞋子用于出口,甲公司则向乙公司购买原材料,双方间互欠的货款可以对抵。至2000年7月,甲公司向法院起诉,称乙公司尚欠甲公司货款89万元,抵销掉甲公司欠乙公司的8万元,乙公司尚欠甲公司81万

简介：在国家立法机关尚未将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提上议事Et程的情况下，应从司法实践层面上明确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以下简称“未检”）诉讼程序改革完善的路径，循序渐进，走好改革之路。

简介：随着我国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关联企业的控制公司利用从属公司法人外壳操纵其经济活动，通过无偿调拨资产、转移利润等方法肆意进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我国的经济秩序。而我国现行法律对如何实现对关联企业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和缺失。因此，通过对民事执行程序的立法完善是实现保护关联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必要途径

简介：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必要性。根据差别化的需求，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应采取合理的适用路径。以“立法适用”为基础的路径无法穷尽和预设多样化的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合理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执法适用”的合理化问题，对程序性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适用路径应作方向性调整，即在明确“立法适用”的前提下转向完善“执法适用”。

简介：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领域中的“帝王条款”，这一点已为各国法律所确认。其实这一原则已不再为民法领域所独有，在法律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该原则在公法领域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甚至有学者发出“诚信是不亚于宪法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感叹和预测。这一判断在行政法领域尤其得到了肯认，无论是具有大陆法背景的国家亦或具有普通法背景的国家都在其行政法律法规甚至宪法中作了规定，只不过普通法国家称其为“合法预期保护”(1egitimateexpectation)，而大陆法国家称其为信赖保护原则，且在相关的制度设置上有相互借鉴融通的趋势。

简介：一、对上海现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诉讼程序的理性思考1．审查逮捕阶段的特殊程序（1）亲情会见程序（亲情热线）亲情会见程序是指检察机关安排符合一定条件的在押未成年人与其家长会面或通话，以促使未成年人认罪悔罪，唤起其回归社会的信心。实践中该程序运用率不高。原因在于被羁押的涉案未成年人多为外来人员，父母在外地，且会见前需要大量准备工作，时间不允许。该程序可从两方面完善：一是通过可视电话进行远程亲情会见；二是设立合适成年人参与程序作为补充。

简介：中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陈述规定为独立证据种类之一，这是由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一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又同时具有证人的特征。这就造成被害人角色分配紧张，被害人陈述法庭质证程序出现乱象：作为当事人之被害人有权参与法庭审理的全过程，有权以发问的方式对其它证据进行质证；作为被害人陈述主体之被害人，实际上承担证人功能，而法庭审理是禁止证人旁听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直面实践问题，以“精细化”为立法技术思维模式，在进一步明确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基础上，完善被害人陈述法庭质证程序。

简介：死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刑种，从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一些国际公约也鼓励或者直接禁止死刑。目前世界上各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保留或废除死刑。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问，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减少直到废除死刑。控制死刑可以通过减少死刑的罪名和通过更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增加对死刑案件的检查和把关。死刑案件的程序控制既可以控制死刑的数量，又可以提高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从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