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53-1959年,上海承担了培训大批朝鲜实习生的“政治任务”。摆在上海面前的挑战颇多。特别是中国工人不友好言行和厂方过分迁就实习生两种极端倾向使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变得难上加难。经过各方努力,朝鲜实习生工作终于在许多方面取得明显进步,政府有意识的国际主义教育以及民间自然生发的关怀和感恩之情共同缔造了实习生与中国工人间的友好关系。从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角度观察1950年代在沪朝鲜实习生问题,可以发现:中朝两党“兄弟”相称时。中方愿意容忍朝方选派实习生工作中出现的违约行为和疏漏之处,国家间关系隐匿于党际关系之后;一旦两党反目,中国则反过来追究朝鲜派遣实习生过程中不当之举的法律责任,党际关系依旧支配着国家间关系。此间,技术培训更多地只是从一个侧面扮演着中朝两党关系晴雨表的角色,而并未在很大程度上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推动力。
简介:人们熟悉孔子的“为政以德”,也熟悉他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罪过)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道”即导,引导也。也就是说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正。可见孔子认为德治的关键在为君为政者道德上以身作则。《大学》有这样的话:“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坏)事,一人定国。”(《大学·九章》)。这“其机如此”即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机制决定了的必然,一直到独尊儒术的设计者也仍然是这样强调的:“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汉书·董仲舒传》)。这都是强调君正、百官正,以其“正”来引导、影响万民之正。孔孟等儒家,固然有他们“道之以德”的种种说教,散见于多种文献中,远不如《老子》的道德经那样集中、系统和深刻。
简介:语言和地点是表明一个人身份的重要因素.本文探讨这两个因素是如何传递(signal)与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相关的各种归属意义的.爱德华·萨义德的回忆录《格格不入》(OutofPlace:AMemoir,1999)展示出这些意义的因地制宜,从而为我们研究这些不同的分析元素如何在他的生活中呈现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回忆录的标题被解读为地理意义上的"地点"(place).作为英语习语,"outofplace"指的是一种尴尬和疏远的感觉,或者是指人在社会环境中没有归属感,被当作一个外人.文中对爱德华·萨义德的解读偏向于这一短语的字面意而非其习语意,以贴近巴勒斯坦政治,因为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在这一领域承担重要角色.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法瓦兹·塔拉布勒西(FawwazTarabulsi)所译的该回忆录阿拉伯文版的标题中,即""(所在地点之外).本文认为,语言和地点是巴勒斯坦政治中以交叉方式存在于自我层面的共同决定因素,并同其政治形成了一种三元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反而闭锁(occlude)了这一三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