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孔子的中庸思想长期受到人们的误解。通过追本溯源、正本清源,可以察知,“中庸”具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一反一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这就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简介:<正>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古代民族对中道一中庸思想的崇仰,有许多相通之处。日本学者、比较思想家中村元博士就曾指出过这一人所共知却又难以究明的思想史实,认为:“中道一中庸之类的道德观念在印度、中国和希腊,差不多在同时得到了许多哲学家的提倡,这不能是偶然的一致,其中一定有某些原因。”(《比较思想论》第219页)就中国而言,近世从比较思想的角度注意到中道一中庸思想的学者,当推王恩洋。他在四十年代中期曾撰文号召人们研究中、西、印思想史上的中道一中庸问题,认为“此一问题,实中西伦理学上一极重要问题也。方今世界大通,中西学说理应比较研究,以观其异同,判其优劣,而定其去取。”(《中西伦理学上“中道”之讨论》,载《文教丛刊》第二册)
简介:周公制礼作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有感于所处之世礼崩乐坏,向往周公之治,试图恢复周礼。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先秦儒家以周孔为圣人,而其他诸家则借批评周孔以表达学派思想。司马迁宣扬“周孔之道”最力,东汉明帝时将周孔之道纳入国家教化体系。隋代王通承孔子“从周”之志,提倡以礼乐之道化成天下。唐太宗时周、孔分祀,迄至中唐,韩愈作《原道》,区分治统与道统,“孔孟”逐渐代替“周孔”。明末黄道周认为宋儒乃因治统缺失而强调道统,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产生,因此他弘扬六经、回归周孔之学以救时弊。清代朱彝尊亦提倡周孔之道,而章学诚则认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必合于一,乃可通往周孔之道,道统于此有向学统转化的迹象。当今反思周孔之道的历史发展,对重建礼义之邦、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简介:天、地、人三才各有其道的思想乃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共识,但只有《易传》对此作了深入而一贯的探讨,从而影响深远。在《易传》那里,天、地既有其体,又有其德。天之体为阴阳之气,地之体为刚柔之质。阴阳之气实质上是能量与信息所构成之“场”,而刚柔之质则是气的能量密集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天之德为乾,而地之德为坤。乾是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而坤则是厚德载物的接纳性品格。天地各有其能,各具其德,但只有人能够会通天地之能、合和天地之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智能能够代替天地,因为人总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人的存在也同样不是天地的重复,而是以其不同于天地的品格,与天地并列为三。
简介:作为北宋时代的洛党领袖,程颐倾其毕生心血所努力追求的就是一种含弘、宽容、合理的社会存在,企图依据易学原理,找到一条由内圣而开出外王的统一之道,达到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表现出作为儒者“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本文从三个方面一窥程颐丰富的政治思想:和同时代的王安石一样,程颐主张改革北宋弊政,提出“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的主张。但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二人有很大分歧;在肯定集权君主的前提下,程颐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君臣之间要推诚相待,任用“刚明之臣”格君心之非”;举贤、任贤的前提是养贤,刑罚和教化为养贤提供条件,刑罚齐其众,教化善其俗。程颐更重视教化的作用,因为通过教化可以达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