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毕巧林心理结构解读

邢立鹤

摘要：毕巧林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典型，其身上体现出一种矛盾的特征。笔者从精神分析理论角度出发，认为童年的占卜暗示、少年初次恋情的失败及俄罗斯社会语境等三个因素共同造成了毕巧林独特的心理结构。

关键词：毕巧林精神分析逃避机制社会语境

一．概述

毕巧林是19世纪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当代英雌》中的主人公，他与奥涅金、罗亭、奥勃洛莫夫等共同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人物系列。这些青年作为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社会青年的典型代表，身上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他们痛恨贵族阶级的虚伪与傲慢，对现实怀着极大的轻蔑和不满，表现出一定的叛逆性，但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挣脱不掉这个社会旧势力的桎梏。在这之中，毕巧林的反叛性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他游走于社会各个阶层，引诱纯洁无知的少女，不断地试图通过掌控、玩弄他人于鼓掌之间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一系列因素促成了其恶魔式性格的形成。

二．从个体自身来看

（一）不幸童年造成的缺陷性格

谈到主人公的心理结构，自然绕不开其童年时的生活经历及心理特点。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也正如神经症一样，可以追溯到精神生活中我们称之为情结的那些环节......他们来源于种种情绪状态以及真实的和想象的童年经历。”精神分析学认为童年经历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毕巧林从小性格内向忧郁，好嫉妒记仇，喜欢报复别人，究其原因，他自己曾说：“我本来在情感上善恶分明，可是没有人爱护我，大家都侮辱我；我就变得容易记仇了。我从小郁郁寡欢，别的孩子都快快活活，有说有笑；我觉得自己比他们好，别人却说我比他们差：我就变得喜欢嫉妒了。我很想热爱全世界，可是没有谁了解我：这样我就学会了恨。”父母在孩童的幼年时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父亲的早逝和不幸的童年经历造成了毕巧林的性格缺陷，他在童年时期相较于其他儿童而言，具有一种深重的自卑感，这种不健全的性格特征自幼年以来就一直贯穿他的人生。

（二）幼年占卜形成的潜在心理暗示

毕巧林幼年时曾听得一个老太婆对其的占卜，那占卜者预言他日后必死于一个凶狠的妻子之手。自听得这个占卜起，其内心深处就总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一种无法理喻的预感”。源自幼儿时期的占卜对毕巧林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在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了对于女性既畏惧又厌恶的心理：他一方面惧怕预言成真，唯恐自己真的不幸娶到一个悍妇而死于其手；另一方面，他由此形成了对女性的厌恶心理，而试图逃脱命运之手的摆布。这种对于女性的矛盾心理是其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恋情失败导致的过激反应

阿德勒曾指出，人们总是通过追求优越感来补偿自己的自卑感。有些人对自己的个人能力、生理素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缺陷不安，深感自卑，因而对他者实施伤害以发泄被压抑的性本能和心理紧张，在控制和伤害他者的过程中，自己的优越感方得到显现。

毕巧林19岁时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两人互许终身却在机缘巧合之下被迫拆散。薇罗奇卡的背叛使得毕巧林自童年时代起就存有的畏女心理受到冲击而逐渐消解，与之相对，厌女心理逐渐膨胀——他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了创伤后的过激反映。毕巧林对待异性首先具有一种征服欲，其次是由此带来的满足感。“要知道，占有一个年轻的、情窦初开的心，是一种莫大的愉悦！这样的心好像散发着醉人芳香迎接第一道阳光的鲜花。应该在此刻把它摘下来，闻个够之后，扔在大路上。”在他看来，相较于坚守诺言的自己，女性是肤浅的、她们的感情是廉价的、她们根本不具备对爱情的忠诚。这样的厌女心理下，他极端鄙视女人，以玩弄、征服女人为乐，通过游戏人间、随意地攫取纯洁少女的爱情继而任意抛弃她们来疯狂地发泄自身在少年时代遭受的情感创伤。他通过对他者实施伤害来发泄自己被压抑的心理紧张和性本能，在控制和伤害他者的过程中，自己的优越感方得到了显现。

其次，膨胀的厌女心理使得自童年起就因相信占卜而对女性充满恐惧的毕巧林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为了掩盖自己年少时期的那种自卑心态以及对于女性的恐惧，成年后他采取了更加极端、偏激的反应机制。他乐于承受任何艰难困苦，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且极具冒险精神。他把自己比作“在双桅横帆的海盗船上出生并也在那生长的水手”，习惯于风暴和搏斗，他需要通过与艰难险阻的不断抗争来获得对自身的认同感。毕巧林在任何危险面前都能面不改色，想要到风景和骚乱中去认识自己并以此充实自己的无限空虚，通过这种征服欲和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欲来获得自我满足感。

三．从外部社会语境来看

社会环境及文化语境也会对个体的心理结构产生影响。卡伦·霍尼认为，个体心理结构是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结果。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都是因为时代文化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毕巧林身上体现了当时欧洲贵族青年的精神风貌。18世纪末19世纪初，受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整个欧洲大陆的旧有秩序被彻底颠覆，民众产生了普遍的信仰危机和强烈的变革欲望，先进的贵族青年率先对现存的一切产生怀疑，生发了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和忧郁情绪。“19世纪早期的忧郁是一种病，这种病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一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就像中世纪常常传遍整个欧洲的那些次宗教狂热一样。”这种压抑、扭曲的时代病在19世纪欧洲作家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如夏多布里昂的《勒奈》、斯塔尔夫人的《苔尔芬》等。这些作品中的贵族青年身上既有表面的冷淡，又有内心压抑的热情，他们比过去更加感到万物皆空，同时又感到自己的力量大大超出周围的环境，但却无法改变它。这种不协调的状态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旺盛的精力又促使他们不断地寻求发泄的通道。就像与莱蒙托夫同时代的别林斯基在谈到毕巧林形象时所说的那样，他们表现出“令人苦恼的停滞无为、对一切事情的厌恶、灵魂兴趣的贫乏、愿望与憧憬的不明确、无端的苦闷、随着内心生活的过剩而来的病态的幻想”。

参考文献

[1]勃兰兑斯.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莱蒙托夫.翟松年译.当代英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