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沈天一

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既是对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刘经济体制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实践有力推动的结果。

（一）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化的初步建设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国民经济实力非常薄弱，现代工业很少，科技水平不高。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已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在人们观念中广泛认同的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判断社会属性的标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国民经济实力非常弱小的条件下，我国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以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比较迅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都是与这一体制所发挥的作用分不开的。但是，这种排斥或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和市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有其内在缺陷的。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以及人民的需求的多样化，这种缺陷就越来越突出，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其主要表现:一是经济决策集中于国家行政机构，难以适应日益复杂、变化很快的经济实际，产生瞎指挥，造成浪费，而决策者又不承担经济责任;二是企业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内无动力，外无压力，又无自主权，缺乏活力和竞争意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三是在收入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企业吃国家的“ 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其结果是，尽管国民经济从产量、产值上看增长速度不低，但投入产出效益很差，市场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的设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个方面的利益。并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提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以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设想，不仅触及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①]，可以搞“新经济政策”，他甚至怀疑当年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时，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要消灭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强调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具有创造性的思想观点，虽然在当时还没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只是一 些针对加强市场调节力度和作用的改革，但毕竟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渊源。

(二)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

第一，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带来了连续多年农业的大幅度增产，更重要的是破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结构及其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赋予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利，使农业生产中资源的配置趋向合理，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使社会分工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村改革的同时，我国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乡镇企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成功实现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其他各产业的转移，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带动了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第二，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流通体制的逐步形成，促进了物资、劳力、资金、技术、信息在城乡市场的流动，初步显示了市场的作用和活力。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了突破：其一，把国有企业推入市场。采取了给国有企业以各种经营自主权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自主决策的权力，能够根据市场供求变化不断调节自身的经营活动。其二，进行价格改革。由过去单一的固定价格改为国家牌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对工业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内的部分由国家统一定价和计划外的部分由市场调节的双轨制价格，放开了一部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其三，改变统购包销的单一流通形式， 建立多渠道的流通网络。随着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自销、选购、产销一体化的流通形式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流通体制，为商品市场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劳动力市场对人才流动起了积极作用，为市场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种组织机构均已出现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其四，初步建立起宏观调控体系，较好地发挥了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

第三，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衔接。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相继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使中国面对国际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特区，使其经济活动主要依靠市场调节，成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特殊实验区。其后还逐步开放了其他沿海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开放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带等，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加快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开始按国际市场的规则处理对外经济关系。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为人们取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提供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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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