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保护性备灾措施对企业的连续性运营非常重要.本文分析了来自美国加州地区933家企业的备灾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在1997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搜集的资料,主要地点是受1989年LomaPrieta地震影响的地区.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保护性备灾措施可以分为4类:规划类,资源准备类,知识学习类和保险购买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之前的因灾损失和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是总体上影响企业备灾措施的显著因素.此外,位于不同领域的企业在采取保护性备灾措施方面也有所不同,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更倾向于采取备灾措施.另外,不同的因素在规划、资源准备、知识学习和保险购买4个维度的效果也不太一致.最后,在基于上面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简介:公众对核电站往往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感知。本文试图从风险信息视角探究影响公众核电站风险感知的因素。本文选取位于我国山东省海阳市的海阳核电站建设为实证研究背景,并对海阳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展开调研。基于防护性行为决策模型(PADM),从风险信息视角构建了一个影响因素模型用来研究公众的核风险感知。研究发现:公众依赖传统信息渠道获取有关核电站建设信息的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核能知识、核事故知识以及核风险越高;公众依赖网络信息渠道获取有关核电站建设信息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核能知识、核事故知识越多,对核风险感知则越低;公众接受的核能知识越多,其核风险感知则越低,而公众感知到的核事故知识越多,其核风险感知越高。此外,利益感知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基于社会心理危机的风险放大机制,构建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影响因素模型,其影响因素分别是事件属性、政府应对、媒体传播和群体心理与行为。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对2014~2016年32件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新闻、新浪微博、百度搜索指数等在内的相关文本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探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导致公众安全感缺失的必要条件和逻辑条件组合。结果显示,影响范围广、应对不及时、谣言的存在和消极的群体情绪,是导致公众安全感丧失的必要条件。当其他条件变量与必要条件同时发生时,最容易引发公众安全感的缺失。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媒体传播对公众安全感的解释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事件属性、群体心理及行为和政府应对。据此,构建以提升应急能力为目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心理危机治理机制。
简介:在军事领域、航空领域、军队研究、电力行业、工业过程控制等工程学领域,共享情景认知理论对于多主体合作的促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发展。然而,在网络化应对的危机情景下,共享情景认知理论对多组织协作应对危机的意义却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梳理了危机条件下共享情景认知的影响因素和对多主体协调合作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共享危机情景认知"皇冠"模型,并用该模型对2014年上海踩踏事件进行了案例分析。结果发现,理论上,相比于其他分析模型,"皇冠"模型更能清晰展示应急网络主体协同行动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解释危机协调的理论难题;实践上,此模型可以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明晰的改进途径。
简介: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国际性通讯社对当今世界新闻信息传播仍起到主渠道作用。突发事件报道是中外通讯社重要的角力场,也是外国通讯社借机抹黑和歪曲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本研究通过对中外六大国际性通讯社对“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文字报道进行梳理和编码,着重分析了六大通讯社有关报道的总体情况。本研究发现,中外通讯社对沉船事件基本情况均积极关注,但在报道体裁、报道数量、关注焦点、人物主体、消息源等方面的差异反映了中外通讯社在报道立场上的本质区别。建议政府部门应做好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工作,强化服务意识,从情绪管理和公共关系维护的角度影响媒体报道,通过行业自律组织和专业规范约束不负责任的报道。
简介:经历阪神大地震的冲击之后,日本企业开始在加强自身灾害管理的基础上参与国家灾害管理。基于灾害管理全过程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从阪神地震到3·11地震日本企业参与灾害管理的考察发现,日本企业在防灾参与能力、备灾参与能力、应急参与能力和参与重建能力上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由阪神地震时停留在灾后捐款捐物的低水平向基于灾害管理全过程专业化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无论从企业自身还是国家相关政策上看,其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都还存在明显不足。今后努力的方向是,日本政府需要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完善灾害管理体系中的企业参与制度设计,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灾害治理体制机制;日本企业则应以"3·11"地震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基于战略优势的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使参与灾害管理常态化、专业化、战略化。
简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全国各类自然灾害事件产生的危害正在不断增大,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从地理空间而言,我国行政体系的最边缘地带是距离中心城市最远的乡(镇)一级政府,它也是我国政权组织的最末端.论文通过对鲁甸、芦山地震灾区的调研和比较,发现两地末端应急管理普遍存在事发突然性与事前准备不充分;事件复杂性与事中处置能力弱;事后亟待稳定与自我恢复速度慢等现象.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的末端脆弱性,具体可归结为暴露性高、敏感性强、适应性弱三方面.为了有效提高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和动态性,增强我国基层组织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课题组提出正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末端脆弱性问题,加强全国应急管理末端治理,采取“一主多元力量、三级整体应对、四块保障平台、三种能力模块”措施的具体建议.
简介:校园欺凌事件中受欺凌者具有显著特征,针对这些特征进行防治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广东省校园欺凌状况的实证调查样本及广东省校园欺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将广东省受欺凌者的特征与现有研究成果归纳的受欺凌特征进行对比验证,发现欺凌事件中个人、家庭以及学校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对个体受欺凌情况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存在受欺凌比例较高、受欺凌危害程度相对较低、网络欺凌渐成趋势等特点,基于此,校园欺凌可以从受欺凌者的角度来加强防治,进一步加强学生自身的反校园欺凌思想及能力建设、强化学校对受欺凌学生关爱与侵害预防管理、完善受欺凌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建立并完善受欺凌学生家校交流制度及发挥政府校园欺凌防治职能等。
简介:本文通过对3777名中小学在校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校园欺凌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绝大多数欺凌者同时也是被欺凌者;校园欺凌形式中语言欺凌是主要形式,而关系欺凌最具重复性;校园欺凌行为的参与者表现为明显低龄化与性别差异化的特点,男生参与校园欺凌行为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女生;中部地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是学校,且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把隐瞒事实作为第一选择。相关性分析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少旷课、少玩网络游戏、较开明的教育方式、与同伴相处融洽、不结交帮派朋友可以降低校园欺凌的风险;父母关系紧张、专制型教育方式、亲子关系不融洽、家庭结构不完整、师生关系差、与同伴的关系较差、欺凌环境恶劣是校园欺凌的风险性因素。校园欺凌风险防控应该以学校为核心,学生、家长、教师形成反校园欺凌联盟,社会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监管互动,构筑反校园欺凌的环境。
简介:突发的极端自然灾害带来巨大的应急需求,超出政府应急供给能力。如何有效地将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纳入灾害治理网络是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虽然信息的流动性会促使社会组织以自组织形式主动参与应急管理网络,但该类组织为网络带来资源的同时也会增加网络协调的难度,因此,研究社会组织的参与形态,明确该类组织的网络定位,有助于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良好互动,从而改善复杂适应系统中应急体系的适应能力。本文以2013年芦山地震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组织在应急响应过程中的功能特征,分析该类组织在应急管理网络中的角色定位,从而探讨社会组织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现状。
简介:随着极端灾害的日益多发,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愈加突出,给传统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带来极大挑战。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迅速发展并为灾害应急管理带来新思路。本文以2016年6月23日14时30分在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发生的特大龙卷风为案例,以社交媒体的典型代表——微信为研究平台,运用案例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具体分析微信在"6·23阜宁特大龙卷风"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使用情况,以深入探讨和总结微信在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价值。文章认为,与其他通信手段和信息渠道相比,微信在信息发布上占一席之地,在危机沟通上遥遥领先,在治理参与上行之有效。但是,在重视微信正面功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在真实性、冗杂性和不平衡性等方面的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各项技术、措施,使微信更好地融入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简介:以往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是狭义的,以公共安全为目标的应急管理则是广义的。以公共安全治理为目标实现应急管理由狭义向广义的超越,既是应急管理实践突破瓶颈的内在需求,也是面向风险社会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必然选择。狭义应急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三角模型”,强调对象上的全灾害管理、过程上的全过程管理、结构上的多主体参与。广义应急管理即公共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则是“三棱锥模型”,它在“三角模型”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公共安全作为结果的实现程度。为此,要将公共安全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通过多元参与和过程互动来推动风险治理、应急管理和危机治理的协同发展,达致公共安全治理目标、手段和结果的有机统一,以应对新兴风险、极端灾害和跨界危机的挑战。相应的案例分析显示,在中国的制度情境中,“三棱锥模型”具有适用性。以公共安全治理实现应急管理由狭义向广义的超越,这是一次整体性改革,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规划。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