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类历史充满了暴力,而在当今的全球世界,暴力正在日益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并没有使我们受到教化。有时候,我们甚至为暴力提供哲学支持。为了制造暴力,我们借助感情、使用侵略性语言、唤醒历史的旧伤并努力减少偏见。事实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只是普通人。和平的使命呼唤一种新思维。它强制我们在我们身上唤醒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它要求我们创造新的讨论主题和新的公众观,并为和平构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基础,劝导人们追求和平的是一种更高的动机。为了拥有和平,我们必须建立亚洲的仁爱观,以＂内在团体忠诚＂为基础构建我们对人类的关怀,并通过反思从亚洲文化中汲取营养。

简介：农村社区的治理意味着人情的“在场”和伦理作用的不可或缺。因此，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应切实发挥村规民约、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传统伦理的作用，利用村民求荣避辱的道德心理，调动乡村精英与广大村民的积极性，依托道德评议会等乡村民间组织，努力实现乡村善治，努力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村民幸福的互动多赢。

简介：通过讨论和分析大学生情感教育的作用和实现路径,可以看到,大学生情感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情感教育应该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对大学生情感教育路径的探讨主要从家庭教育、学校培养、社会熏陶和自然陶冶四个方面入手。

简介：道德教育的使命是传承文化，培育个体的人文精神，使个体获得自由和解放。在当前中国遭遇的道德危机中，道德教育迷失了自身。道德教育向人文精神的回归可以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出发点，以文化传承为内容，以情感逻辑为方法三方面完成，从而使道德教育真正履行人文解放的神圣使命。

简介：德治思想，即“运用道德的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的最终道德目的”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最终的价值归依。以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殷周之际德治思想的构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治思想的构建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殷商的神本文化——人的价值主体的缺失；用初的敬德保民——人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主体；西周的礼乐文化——人的类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殷周之际统治阶级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与礼治，在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乡土情结＂在＂旅人＂的思想和行为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分量,它也是传统旅游价值生成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旅游发生了多维度的改变,但是＂乡土情结＂的意义并没有被完全解构,它应该被时代所活化而成为旅游伦理构建的支点。

简介：佩莱格里诺在反思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和后现代程序伦理建构路径的基础上,立足医学哲学对医学本质、医学目的的确认和医学基本概念的澄清,建构其医学伦理学理论。佩莱格里诺基于医学哲学建构的医学伦理学是充满内容的内在于医学的伦理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简介：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吸取多种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正是独特而重要的思想资源。由于时代条件、科技水平和社会环境等差异,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必然的要求。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现代转化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既能克服传统生态思想的局限,彰显其独特价值,也能赋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民族特色,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影响力。实现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现代转化,必须立足于现代、着眼于未来,实行传统文化的全面的现代转化,建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新型关系,适应现代生态经济要求,更好地理解并驾驭理性和科技。

简介：随着哲学研究的价值论转向,近代英国哲学家休谟所提出的＂是＂和＂应该＂的关系问题,受到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和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人们将此称为所谓＂休谟问题＂或＂休谟法则＂,并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课题而不断研究和深入探讨。这里所谓＂休谟问题＂,虽然直接表现为从＂科学判断＂能否推导出＂道德判断＂及其正当理由与合法根据问题,但其实质却是价值论和伦理学研究中＂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合理逻辑关系及其实现的正确方式与合理路径问题。

简介：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之道,构建和培育公民伦理是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构建和培育我国的公民伦理,在体现其共性的同时,应当寻找符合国情的路径。

简介：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教育轻行为训练是青少年道德建设成效不高的重要原因，而养成训练则被证明是未成年公民道德素质生成的有效路径。这是由品德生成的客观规律、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体验教育、实践育人的任务决定的。要切实提高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实际效果，德目指标应易记易循，行为准则须明确具体；活动方案设计应贴紧未成年人实际，训练活动要注重可操作性，强化情感体验环节，抓好“小处”、“小事”，注意训练活动的持续性和家校（园）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巩固养成成果。实践证明，从基本道德行为习惯养成训练入手正是促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简介：尽管＂情感＂在传统伦理学理论中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词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感不值得被关注。在当今农村社区生活中,以人情消费为表现形式的感情——＂人情＂——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呈愈演愈烈之势。本文把情感确定为伦理学理论的关键词,以情感为路径来构建农村社区伦理,用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指明农村社区伦理建设的情感之路。＂人情＂不是道德情感的基础,也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相反,＂人情＂想要成为道德的情感,有必要经受道德情感主义的道德判断。道德意义上的人情是真情,使农村社区生活回归真情,既是我国当代农村社区伦理建设的理论任务,也是道德情感主义理论自身面对的巨大现实挑战。

简介：大学精神是以至善为特征的伦理精神,是伦理实体和道德主体的统一,是大学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的综合体,不仅反映着大学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而且规定着大学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发挥大学精神的能动作用推进社会道德治理,一方面能够推动大学参与塑造社会伦理实体,形成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伦理关系和稳定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发挥大学的道德教育功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升公民的道德品质素养和道德行为,培育社会道德主体。

简介：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心理支撑,筑牢文化自信就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遴选标准和现代转换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两大关键问题。在遴选标准的建构上,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构建由政治遴选标准、伦理遴选标准、＂生态＂遴选标准和＂生产力＂遴选标准构成的遴选标准体系。在现代转换方面,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着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形式现代化,大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简介：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简介：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原初关系的考察,列维纳斯构建了一种以绝对的责任和爱为基础的好客伦理。这种好客伦理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解构,它包含了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的伦理品质。这种好客伦理为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奠定基础。人类的和平不能通过战争与建立帝国来实现,只能通过个体的面对面的伦理的善来实现。由个体间伦理的善延伸到族群、国家关系,才能构建和平的世界。好客伦理告诉我们：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应该是伦理,责任与爱是个体、民族、国家之间差异而和平地共处的基础。

简介：布坎南打通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壁垒的依据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具体来说就是：人性的同一性规定、协商正义的博弈论与“不确定性之幕”的伦理价值。文章在围绕这一问题探讨的过程中，对该理论进行简要评论。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分配伦理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本文概述了分配伦理研究的学术路径与主要论题，并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反思。

简介：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要求我们对其理论境遇进行澄清。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文化说明的是人类精神的内在价值,它表达着人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自觉;文明指涉的是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从词源上看,文明又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概念。人类文化生命的展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文化时常被运用于针对文明进程的批判。现代西方文明的悖论性质与其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性展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技术理性与实证主义的弥漫使人们感性的幸福、灵魂的激情受到了压抑,西方现代性文明不再能为其文化发展提供健康的精神环境。在现代性境遇下进行文化建设,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值得我们注意:在文化精神的培育方面,保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在文化传统的涵养方面,加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文化景观的设计方面,力争让文化载体提供丰富的能指意义群;在文化产品的提供方面,借助公共性批判来提升文化产品的公共性品格。

简介：先秦儒家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之职业分工，四者之间的序列层次表征了一种以等级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模式。先秦儒家以“四民”职分之等级分殊作为这种秩序模式的内在价值支撑，这就使“四民”说具有了浓重的政治伦理意蕴。“四民”之伦理分殊中隐含了一条共同的伦理义务：“尽分守职”，对这一伦理义务的认同与遵奉不但可以使“四民”之伦理殊分殊得以强化，更可进一步对政治秩序构建达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