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城市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在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辐射作用日益增强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诸如城市民族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从甘肃省来看,上世纪80年代后城市化逐步推进,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加,结构发生变化,反映民族政策落实情况和影响民族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有所增多。特别在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城市民族问题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并相应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表现。当前,在推动全省实现跨跃式发展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各民族问的利益关系调整,城市民族问题也可能以更复杂的形式和途径表现出来,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对待。
简介:杨孝容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提出作为民国时期佛教最高学府和中国佛教教育中心,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特别是重庆佛教的影响深远。据作者统计,汉藏教理院在重庆办学18年(1932-1950),共招收学生500名以上,在生源地明确的399人当中,约77%的学生来自川渝,具体到重庆当地,则先后有135人曾到该院就读,分布在27个区县。也就是说重庆现今38个区县将近四分之三的区县有汉藏教理院学生。汉藏教理院对佛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该院为重庆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促使兴办佛教教育,还体现在因其地处重庆,给当地佛教道场、佛教社团、弘法模式带来的改变,包括直接接入其中,如对南川及金佛山佛教的影响便为一例。
简介:本文以他者哲学为出发点,结合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文化相遇历史的方法论。作者首先讨论了曾应用于明末清初中欧文化相遇研究的三种不同框架:一是以传播者(即传教士)及其贡献、影响为主体的传播类框架;二是以文化传播的接受者为研究主体的接受类框架(如“中国中心观”);三是创新类框架,指向接受者及其文化的形象是被文化传播者建构出来的这一符号事实;随后提出了第四种互动交流类框架,通过强调传播者、接受者互动过程的双向性.对前三类框架做出进一步的改进。作者认为,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应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交换的结果:新的文化产品(一种文本、一个形象,或是社会网络)。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关于他者的艺术”,通过它历史学家接受自己的身份也是被他者所塑造的。对他时、他地、他文化的文化重构不仅需要历史学家去观察,历史学家自身也要允许被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