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立足于相关的一手西方文献材料,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兴起与表现做了翔实细致的历史考察,从国别的角度揭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实然状态,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兴起提供了新的路径与窗口。本文的要点和主要结论在于: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长期孕育之后,ethnohistory逐渐兴起于美国学界,于20世纪50~70年代成为显学。在该阶段,组建了ethnohistory的专业学会(AmericanSocietyforEthnohistory)、定期召开年会,还出版了其专业期刊ethnohistory,并一直延续至今。不少民族学家投身其中,一些历史学家也陆续加盟,并展开了初步合作。印第安纳大学成为战后ethnohistory凸显于美国学界的第一个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自身拥有的良好的跨学科学术传统,尤其是沃格林(ErminieWheeler-Voegelin)等为代表的教职人员的诸多努力以及政府部门的鼓励与合作密不可分。相对二战前而言,既有概念诠释的新拓展,ethnohistory意味着'依靠档案、口述和考古学资源,以及社会人类学的洞察力和概念框架,对一些非欧土著族群进行历史研究,这些研究试图重构土著族群与欧洲发生碰撞前与后的历史';同时,也有经验研究的新尝试。这些新拓展与新尝试,突出表现了以民族学为主但不局限于民族学、兼有民族学与历史学双重含义与互补的特点,强调了由非土著提供的档案证据的重要性,强调了档案、田野等各种证据互参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学文化过程理论的重要性。兴起与凸显阶段的ethnohistory,虽然组织机构、学科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做法也需要不断更新,但还是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ethnohistory的日渐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ethnohistory得以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提供了可能。�
简介:大学的转型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多维的、漫长的过程。从早期的教学型大学到后来的研究型大学,再到今天的创业型大学,变化的不只是大学的职能或功能而是范式,即大学的核心价值和行动准则。从历史上到现实中,无论教学型大学还是研究型大学都蕴含有创新创业的因子,但受到时代精神和局限条件的约束,教学型大学以本科教学为重,研究型大学偏好基础研究,创新创业的重要性被遮蔽或难以凸显。今天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以高深知识向应用转化为进路,大学的创新创业行动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一种兼容本科教学和基础研究并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大学——创新创业型大学正在兴起,“创新创业”作为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正在从理想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