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民族音乐学是二战后最活跃,最富生命力,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学科,实践性极强。主要研究各部族非欧音乐,欧洲民俗音等。在我国,这门学科的发展得益于王光祁先生赴德学习,才使得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开始发展。随着我国文化的发展,民族音乐学也随之逐渐发展起来。
简介:本文译自《音乐评论》(MusicReview,Canlbrige)1988年第3期。作者认为,任何具有意义功能的符号都是一种概念处理形式。这意味着,音乐如果也被视作有意义功能的符号,则也不能例外;起码也该算一种特殊的概念处理形式。这就引起两个值得特别重视的问题:1.概念往往属于语言学范畴,这表明,音乐语汇的加工过程遵循语言概念加工过程所体现的一般规律。2.音乐语汇或意义在加工方式上与语言的相似是否表明它也象语言概念那样与对象(情感)具有固定的,明确的指涉关系吧?如果这后一个条件不能满足,我们又如何能把音乐仅仅看作情感的语言?作者说,这正是音乐引起争论不休的焦点。显然,这两个问题暗示了这样一点:即音乐与语言之间具有不可回避的可比较性。所以,本文作者将音乐与语言的比较作为其对象,并置于符号学的框架中展开研究。符号学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方法论的,一是本体论的。前者涉及技术问题,后者涉及存在问题。从方法论看,它由三个连续性的分支组成:(1)句法学,它研究某物能否被加工;(2)语义学,它研究怎样如工;(3)语用学,它研究加工后转换的完成,即影响。所以,符号学研究的是意义的产生、交流和理解的一般规律。从本体论看,人的存在是一种创造意义的存在,而意义必然显现为符号。这意味着,人的世界是一个由符号编织的结构。所以,符号学又是理解意义和世界的最一般的思维方式。四此,从符号学研究音乐,易于在一个更深的层次里展露其本质,以及人与这个创造物的关系。这篇文章是严格按符号学的三个步骤进行的,所以充分体现了音乐符号学研究的全过程与思维方法。考虑到我们仍未摆脱建立在形式与内容这一对传统概念上的思维方法,故此文值得译介与借鉴。着眼于此,我将其题目也做了改动,原来的题目是:Ismusicalangu
简介:2017年7月10日至12日,由内蒙古艺术学院主办,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务科研处、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民族艺术杂志社承办,内蒙古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基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蒙汉杂居区的音乐与文化认同"课题组协办的"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成功举办。该次会议邀请了来自海内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分别来自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复旦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扬州大学、西南大学、西安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以及民族艺术杂志社等。
简介:德国音乐学家海因里希·贝塞勒(HeinrichBesseler,1900—1969)的听赏类型的理论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内容,是以欧洲的音乐历史发展为背景的。它探讨了从文艺复兴的16世纪到浪漫主义的19世纪音乐风格的变化,和与之相对应形成的不同的音乐听赏方式。音乐与听众关系类型论是音乐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分类理论。贝塞勒首先提出了“交际音乐”和“表演音乐”的分类,之后德国音乐学家康拉德·尼曼(KonradNiemann)又补充了“转播音乐”的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大致概括了西方音乐历史上音乐与听众关系的不同状态,它的理论意义是使人们更全面历史地理解音乐的不同社会存在状态,而不应总是局限于我们今天熟悉的“表演音乐”类型的音乐。这种建构于西方音乐上的类型的理论,对于整个音乐学也具有理论意义。
简介:音乐历来被公认为最不可言说的一种艺术。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和音乐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言说音乐”看起来就是一个生造的词组,一个把互不相干的东西强行捆绑在一起的“狮头羊妖”。因此,“如何言说音乐”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音乐美学和音乐理论的“伪问题”。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却几乎从未放弃言说音乐的需求和努力。音乐史和音乐批评就是这种需求和努力的现实印证。如果我们还承认,那些音乐史和音乐批评毕竟不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它们就足以说明,音乐不但具有言说的必要性,而且具有某种言说的可能性。只是这种“言说音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尚未引起以往音乐理论应有的关注罢了。但是假如我们以现象学和美学的观点审视音乐艺术,则“如何言说音乐”的问题自然便会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为例,初步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为何说?说什么?如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