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我

张楚格

济南市历城一中(2016级)高二、十三班学生张楚格

“围观”，又称看客心理，它包含着自扫门前雪的冷漠，裹挟着助纣为虐的麻木，成为鲁迅笔下国人最典型的“劣根性”。

《药》中，围观革命者被杀害的看客们，“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示众》中，围观罪犯游街的看客们，“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种种这些看客的围观嘴脸，无不讽刺而尖锐地抛出一个问题：为何国人如此喜爱围观。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围观就是一种从众现象。通俗地讲，就是“人云亦云”“随大流”。人作为一种群体动物，通常具有跟从群体的倾向。当他发现自己的行为和意见与群体不一致，或与群体中大多数人有分歧时，就会感受到一种压力，这促使他趋向于与群体一致。这是社会心理学对围观原因的解释。窃认为，这只能一种普适性的教科书式的解释，依旧未能点出鲁迅笔下对国人围观的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国人人性的摧残与奴性的培育。

是的，这才应当是鲁迅这位以笔为刃的民主战士所要对垒的最主要敌人。在鲁迅看来，国人喜爱围观，是人性缺失、奴性主导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细细思来，不无道理。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国人是追求人性解放、个性张扬的。从孔子的“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到诸子的“百家争鸣”缔造思想盛世，无不在向时代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个时期，我就是我。我可以像曹刿一般，因“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劝谏鲁庄公；我也可以像孟子一般，保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从容；我更可以像荆轲一般，为了家国大业，成就“探虎穴兮入蛟宫”的侠名……我不需要追随其他人的视线与理念，我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我只做自己，何来从众与围观。

可惜这种东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只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在秦始皇“挥剑决浮云”，完成了“诸侯尽西来”的大一统后，为了“家天下”的高枕无忧和皇权的至高无上，专制集权统治应运而生。于是，国人围观的沃土——中国两千多年的奴性培育，正式开始。封建统治下，在位者需要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绝对敬畏与臣服。故，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性自由则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于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两代帝王以不同的内涵，竞技着相同的目的——泯灭个性，打造思想领域的整齐划一。这种整齐划一的效果，可谓“余音绕梁”。即使在崇尚自由的魏晋时代，猖狂如阮籍，也只能上演“穷途之哭”。

如果说，秦汉时代只是国人奴性培养的前奏，那么在经历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洗脑后，大清王朝统治下的国人，已经被培养成合格的“封建臣民”。即使期间有几个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猛士”，也在“封建臣民”的强势围观下，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

在这万马齐喑的凄清风景下，龚自珍也只能无力地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哀求。可是，何用？奴性已成，泱泱中华再也找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自己了。国人们用冷漠的、麻木的，如同死鱼般的眼睛，习惯地围观着谭嗣同、秋瑾等人的就义。如果他们这死灰的眼睛中，稍有一丝异动，怕也是义愤或疑惑着，明明是“乱臣贼子”，凭什么都死得那么从容与骄傲。是啊，永远不要指望这些只会围观、热爱围观的国人眼睛，能看到愚昧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被驯化地忘记了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生命之于他们而言，就是仔细听话地跟随着大众脚步，我不出头，亦不冒进，大家如何，我便如何，于是，我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有本事，你连坐群体啊。确实，社会很难有这本事。

可是，我想说的是，生命的衡量维度，不是只有长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宽度的精彩往往会成为大浪淘沙后的宝石。我们会记得，高吟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的飘逸风骨；也会记得，秉承着“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的凛冽傲骨。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用“我就是我”的标签，标引着他们生命的宽度，醒目而又特立，如何能忘！

或许，你我注定无法成为李白、于谦这般名留青史的“贤者”，但起码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只会缩头的“乌龟”。可能，这个比喻很是刻薄，但冷静想想，擅长围观的人们与这只缩头乌龟有何区别。只会用坚硬的外壳自私地自我保护，将冷漠与麻木无谓地丢给这个社会。这才是围观最大的痛！

所以，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开始，拒绝围观，拒绝冷漠，坚持做自己。用“我”的力量，慢慢温暖这个社会。我相信，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当千千万万的“我”从围观群众中脱离，这个社会才能变成你我所希望的样子！